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石油自身的发展面临巨大压力。这集中体现在原油产量增长的要求和资金严重不足的矛盾上。由于勘探资金不足，导致勘探工作量明显减少，储量增长速度跟不上产量增长速度，加上老油田产量递减加快，1980年的原油产量比1979年的1.06亿吨有所下降，而1981年的原油产量能否保持住1亿吨的水平？党中央关注，全国人民关注，石油部领导更是忧心如焚。
于是，全国工业部门第一个全行业包干政策—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开始在石油工业实行。
1981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复苏着沉寂多年的中国经济。
“大包干”这一行之有效的生产经营形式，已从农村走向城市。其解放生产力的强大效力正在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与赞许。
这一年，国务院决定，对石油工业部实行原油产量亿吨包干的政策。这是国家第一次对一个全国重要的工业行业所采取的重大改革措施，它无疑是开了中国大型工业企业改革的先河，为石油工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这个大包干政策的全面推行，引发了石油工业内在机制的一系列深刻变革，激发了百万石油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使中国的石油工业再次赢得了空前发展。
应该说，在当时，中国石油工业经过几十年竭尽全力的艰苦奋战，为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自身的发展已经举步维艰。这集中体现在原油产量增长的要求和资金严重不足的矛盾上。由于勘探资金不足，导致勘探工作量明显减少，储量增长速度跟不上产量增长速度，加上老油田产量递减加快，1980年的原油产量比1979年的1.06亿吨有所下降，而1981年的原油产量能否保持住1亿吨的水平？党中央关注，全国人民关注，石油部领导更是忧心如焚。
当时正值国民经济三年调整的最后一年，国家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给石油部的投资最多只能达到1980年的50%—17亿元。
“如果石油生产完不成1亿吨，整个国家的经济就要重新作调整。”国务院领导的着急可想而知。
新区要勘探，老区要上产，产量要稳住，资金严重不足。出路何在？
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余秋里，分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等，都在从不同角度关心和思考着1亿吨原油稳产问题。
经过深思熟虑，一个包干的轮廓开始在康世恩的脑海里越发清晰：国家能不能对石油部实行年产原油1亿吨包干政策，增产节约的原油允许石油部出口，换回的资金用于勘探、开发和技术改造。
康世恩的包干思路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赞成与支持。
当时“两伊战争”爆发，国际油价猛涨，每吨原油曾涨到260美元，而国内油价只有每吨100元人民币，相当于35.7美元。最后大家的想法基本一致，并逐步形成了“石油工业年产一亿吨的包干方案”。
这套方案简而言之是：在国家对石油不增加投资的条件下，石油部包干年产一亿吨原油。但国家允许在一亿吨以外，石油部增产和节约的石油全部由石油部自行出口，筹措的资金作为国家对石油投入的补充。
1981年6月3日，国务院批准了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方案。至此，中国工业战线上的第一个行业包干政策正式实行。
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改革举措，成功与否，至关重要。石油部决定在胜利油田先行试点。
包干之前的胜利油田，勘探开发形势并不乐观。1978年原油产量为1946万吨，但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原油产量逐年下降，到1980年已降至1759万吨，1981年计划调整到1590万吨而且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
实行包干后，胜利油田的年原油产量指标是1590万吨。据此，胜利油田对勘探开发重新做了部署，对改革管理体制、扩大油田自主权、从超产收入中提成、建立福利激励基金、逐步改善职工生活等内容，都做了具体安排。随后，分级包干、责任到人的包干形式由点到面在全油田逐步展开。
大包干使胜利油田的原油产量改变了箭头朝下的局面，出现了奇迹般的增长：从1981年起三年包干，年年超产，超产幅度一年比一年大。1981年原油包干指标是1590万吨，实际完成1611万吨，超产21万吨；1982年超产34万吨；1983年超产207万吨。从包干前的连续3年下滑变成了包干后的连续3年增长，为全国稳产原油1亿吨以上和保持世界石油大国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
而从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间，胜利油田的原油产量以年均25%的速度快速增长，原油产量突破3000万吨，成为了响当当的全国第二大油田。
大包干极大地激发了职工的生产热情，增产节约潜力得到了有效发掘，潜在的生产力得到了充分解放，全国的原油产量持续增长。1981年原油产量为10121.94万吨，1982年为10220.5万吨，1983年为10606.6万吨。从1978年开始，中国石油产量连续20年上亿吨。1981年至1985年，通过原油产量包干政策共筹集勘探开发基金117.3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投资的93%。
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的推行，迅速摆脱了勘探开发资金不足的困境，使中国石油工业走上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壮大的轨道。
对于亿吨原油产量包干的实践与成果，康世恩曾做过简练、深刻而富有前瞻性的总结性概括：实现1亿吨包干，一是靠政策，二是靠管理，三是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四是靠登泰山过十八盘的精神。并根据未来发展的需要，就有关政策问题提出三条建议：一是实行包干制，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增强石油行业自我发展的能力。二是沿海大陆架实行对外开放，开发海上油气资源。三是允许采取多种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也可向国外直接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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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石油自身的发展面临巨大压力。这集中体现在原油产量增长的要求和资金严重不足的矛盾上。由于勘探资金不足，导致勘探工作量明显减少，储量增长速度跟不上产量增长速度，加上老油田产量递减加快，1980年的原油产量比1979年的1.06亿吨有所下降，而1981年的原油产量能否保持住1亿吨的水平？党中央关注，全国人民关注，石油部领导更是忧心如焚。
综合各方面考虑，一个包干的轮廓开始在分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的脑海里形成：国家能不能对石油部实行年产原油1亿吨包干政策，增产节约的原油允许石油部出口，换回的资金用于勘探、开发和技术改造。
康世恩的包干思路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赞成与支持。
一亿吨原油包干方案，经石油部党组集体研究后正式向国务院提出。1981年6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能源委关于协调组织石油部超产原油、成品油出口安排问题报告的通知》。至此，这个1980年代初期，中国工业战线上的第一个行业包干方案正式出台。
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的主要内容是：石油部承包生产原油1亿吨，原油统配商品率为94.5%，炼油厂产品总收率90.5%，超出部分允许石油部出口，所得差价的85%作为石油勘探开发资金，15%作为职工的集体福利和奖励基金。所得外汇全额留成，用于进口器材、技术。(原载《中国石油企业》，记者李天星)
